摘要:

做一个摄影记者难不难?

 初学摄影时,我打心眼里觉得:一点都不难。拿起相机“喀嚓”一下,比一字一字地写、一笔一笔地画来的快多了。当时处在文革时期的混乱年代,所能看到的“新闻照片”几乎都是充斥报刊版面的“剧照”,摆布导演几乎成了唯一的拍摄方式。当我掌握了一定的光影技巧后,对这种“新闻照片”真是不屑一顾,摄影记者可能不容易上当,但他们的活儿一定是容易干的。

如今,我在中国日报干了14年的摄影记者,恰好以前在学校、插队、做工、当兵的业余摄影时间是14年。手中的相机,从跟别人借用,到用8元钱买的“华山”牌简易相机;从百余元的“海鸥”双镜头反光相机,到上万元的进口相机,虽然拍摄的对象由轻松变得沉重,从到此一游成为毕生追求,但拍出的照片,总觉得还对不住昂贵的器材。拍照片是容易的,拍出好照片,有时真让我难得无能为力。

干专业摄影时间一长,40多岁就觉得心已经老了,拍片子可能有了点风格,但同时也形成了格式。优越感容易滋长惰性,手脚发沉结果往往是自己打败自己。有位编辑朋友说我的照片四平八稳,失去了原有的活力。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唐山大地震的这张照片(图一):现场感、突发性,冲击力都是我照片中逐步失去的东西。他是一针见血。

当初在部队当摄影员,初生牛犊,使用最简陋的器材,什么光线条件下都敢按快门,一门心思往第一线冲,现在总结起来,这是一种业余精神,不管在任何情况下,都是拍出好照片的内在保证。

做一个摄影记者,也难也不难,做到称职难。

报道计划可以提示我搞什么,也可以按照编辑意图去拍什么,费用全包的各类活动可以让我轻松地拍到什么,五花八门的请柬同样可以使我满意的拍些什么,这可能已经使摄影记者养成了依赖习惯,因此也决定了我们的位置。

在阅读报纸时,大多数读者对照片几乎是一溜而过,如有停留,也是在看文字说明。我们提供的形象抓不住读者的视线,年复一年的模式化带来熟视无睹,最终导致了对新闻摄影的误会。当看到不怎么样的照片时,多数人会说:这是新闻照片?!当你问背着照相机的年轻人在拍什么,多数人会说:搞艺术创作,好象一说新闻摄影就要降低自己的水平。所以想要人家看得起,还要自己成全自己。

照片,我想的最多的是两方面:拍什么和怎么拍?

摄影记者要用相机说话,既要说清楚,有要说精彩。外国人说:“中国跨世纪的开放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。”他们把中国形容为一个巨大的沸腾的建筑工地,我们要把焦点对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阶段,用照片讲述大家所关注的事情。摄影记者要在镜头里跨越世纪,不给历史留下空白。

我们要选择合适形象表现的题材,拍出文字不能代替的瞬间,如果拍出的照片必须用文字才能说明白,只能是看图识字,在版面上,永远别想独立地站起来。

在确定拍什么时,有时前后想的不一样,对题材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。1982年初春的一天刮着七八级大风,我在前门外匆匆赶路,作为北京人已经习惯了春天的风沙,而眼前的这些外地人则在风沙中抗争,那种无奈驱使我举起相机,这是瞬息即逝的镜头(图二),极具瞬间语言,但又觉得这是表现人在自然中的消极面,顶多是一种抓拍上的意义。后来在拍摄植树活动时,我为拍出的雷同画面而懊恼,别人怎么拍,我也怎么拍,多少年了,能不能拍出别人没有拍过的角度呢?我突然想到了大风中的人们 ,这个画面恰恰从反面说出一个道理:多种一棵树,多一份环境保护意识是何等重要。这属于动作对头,思路跟不上。有时则要逐步纠正开始的偏差。总之要经常对自己不满,要多一些烦恼,这样才能带来成功的喜悦。

按快门的过程只是“喀嚓”一下,但什么时候按快门却常让我大伤脑筋,早晚前后会直接影响照片的成败。1984年夏,我和郭建设以《重修长城》为题材拍了一组照片(图三、组照之一)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,尤其参加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更有竞争力。从题材看,长城中外闻名,重修工程必将引起国际关注;从形象看,几乎不用文字说明,画面一目了然,可以体现摄影作为人类共同语言的特性。我们三赴八达岭,拍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20小时,客观原因是工作繁忙抽不出身,主观上则认为也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。后来这组照片入选何赛年鉴,用了一个跨页,没有获奖,差了一步。现在深感浪费了难得的题材,照片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一步,迈上这一步,有时需要毕生的努力。

关于这组照片,我们在把握题材与拍摄技巧等方面下了功夫,但还没到家。在选择对象上,我们是随意性即兴拍摄,要是选择一个典型的民工进行跟踪采访,以个人和长城的生活维系,情景交融地带出民工群体的大背景,这样视点会更具体,有利于深化主题。在手法上,多为全景构图,不能形成节奏,没有局部特写,缺少冲击力。在时间上,全在白天进行,没有考虑清晨、黄昏、夜晚的效果。点题照片不突出,虽不能一图胜千言,也应一图胜百言、十言,独幅的实力弱,组照也只能是一个救生圈。

拍好照片要求我们干些什么?
    构图:先要知道构图法则,然后在拍摄中再突破它,一切根据题材需要。
    光线:不需要刻意追求,在现场光的基础上举一反三,尽量不用闪光灯。
    角度:拍摄点千变万化,不要站在大家挤在一块的地方,摄影记者的站位跟足球比赛一样,判断准确,正确到位才能破门得分。
    瞬间:有时会觉得哭笑不得,有人刚拿起相机碰上机会拍出佳作,可能使辛苦一辈子的自叹不如。偶然性是有一些的,主要问题还是“临门一脚”。摄影记者也需想象力、爆发力,这样在一锤定音之际,才能随机应变,抓住机遇。
    焦距:我常用镜头只有两只:28mm广角与135mm中焦。这有助于我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如果携带许多镜头,关键时刻犹豫不决,不知用哪个好而自乱手脚。
    剪裁:由于我们使用135相机,为了充分利用有效底片面积,取景时力争一次完成剪裁。跟绘画相反,摄影是减法,删繁就简,不是简单,是简洁。剪裁取舍需割爱,舍不得就会喧宾夺主。放大机下的剪裁既是弥补,又是改变取景时的构图,进行再创造。
    焦点:再好的瞬间因焦点不实也要进纸篓,拍清楚是对照片的起码要求,没有焦点的照片经常出现在版面、展览、比赛中。

上述是看得见的标准,还有一些无形的因素决定照片是否有力量。摄影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,摄影记者既是新闻工作者,又可成为摄影艺术家,我们的作品能否激动人心,全部由摄影记者的性格、心态、悟性、文化各方面形成的素质所决定。

去年新闻摄影评选出刘占坤的《9.23不眠之夜》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。当第一次在人民摄影报头版看到这幅作品时,我的表情和画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在这以后,我数次向他询问照片拍摄经过,这次照片让我重新认识他,进而对他刮目相看:“那个重要时刻到来之前,我是三思而后行的,是上广场?还是大学?最后才决定去奥运会申办主会场,主要考虑名人多一些,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念之差。到了现场,看到许多同行都在二楼指定区域拍摄,但那里只能拍到背影。我在转播大屏幕前转了转,主要是看角度,不管奥运会申办成功与否,一定要在正面拍摄人物的表情,而正面拍摄只允许电视转播人员,警卫不会让我在此停留,我先得拉拉近乎,为最后一争做好铺垫。当人们误认为北京获胜而欢呼时,我拍了几张后马上就往楼下跑,到了后门发现警卫人人神情异常,才知选中了悉尼,我也顾不上是什么滋味了,低身穿过沮丧的警卫,一溜烟赶到屏幕前,对着神情异常的人们,迅速按下快门,用的是标准镜头,这样人与背景都能照顾到。再晚一点,这个瞬间就不属于我了。”

当时就他一个摄影记者在人群正面,他为北京感到难过,同时又为抓住这个瞬间感到庆幸,他毕竟用相机留住了1993年最有力度令人难忘的一幕。

我问占坤当摄影记者难在哪儿?他一甩长发,不加思索脱口而出:“难在与警卫打交道,摄影记者受限制太大。”一会儿,他叹了口气:“外在的本事好练,内在的东西就难说了。”看来,摄影有许多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之处。这使我想到一位摄影师的感受:“如果我能说清楚,还拍照片干什么?”

我们会一直拍下去,因为我们希望新闻照片让人刮目相看,并且让所有的人觉得,摄影记者是不容易干的。

确实,摄影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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